[公共服務]好工作不見了嗎?從工作機會變遷談青年就業困境

好工作不見了嗎?從工作機會變遷談青年就業困境

張宜君 / 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行政院院長賴清德及副院長施俊吉近期皆宣告,台灣勞動市場景氣回升、前景一片光榮,勞工平均薪資及實質總薪資都達近5萬元。然而,此數據一出,立刻引發民眾不滿,青年團體更發起「對不起,是我拉低了平均薪資!」的道歉活動,諷刺行政院公告的數據與現實的落差。大眾進而看到,以「平均」薪資來描述勞動市場現狀,將落入統計以「均質人」的概念來描述人類的生活,忽略人們之間異質性。媒體後續試圖以中位數的概念捕捉低薪者的樣貌,說明平均數與中位數差異擴大,表示高薪者對薪資平均數估計造成的偏誤程度。也有不少社會學、人口學及經濟學領域的學者,也將觀察的視角從平均薪資轉移至薪資的分配,關注個人或家戶長條件對薪資不平等的影響。然而,這些以個人薪資樣貌而建構出來的勞動市場描述,忽略了人要找到高薪/好工作的前提,必須是勞動市場中存在足夠多的好的工作機會

因此本文希望以「工作」取代個人薪資,建構工作機會分布指標來描述臺灣勞動市場變遷樣貌,發現台灣勞動市場工作機會分佈的長期變遷趨勢是「好工作機會變少了」,而此種變遷將對新進勞動者的教育報酬產生負面影響,最後進而探討現今青年所面對的勞動市場困境。

過去40年來,好工作不見了!

我以「人力資源調查」中全職勞動者為分析對象,建構了1978年到2012年的工作機會分佈兩極化指標。兩極化指標將介於1至-1之間,正值表示勞動市場工作機會往高薪及低薪兩個方向移動,中階的工作機會相對減少;負值則表示兩極化程度減少,工作機會往中階工作集中

圖一的兩極化總指標(見綠色圓點)長期都落在0.1左右,表示工作機會長期以來都比1978年的工作機會分佈更兩極化,有大約10%的工作機會往高薪及低薪兩端移動。

若我們進一步區分好工作的兩極化指標(工作機會兩極化上指標,紅色三角形)及壞工作的兩極化指標(下指標,藍色菱形)則可能看到不同的變化趨勢。整體來說,過去40年來的工作機會變化是:

  • 低薪的工作機會比高薪的工作機會,變動更厲害。
  • 高薪的工作機會,長期以來,都比低薪的工作機會減少的多
  • 近年的勞動市場工作機會,呈現「高薪工作機會漸少,但低薪工作機會增加」的惡化狀態。

圖一、整體全職勞動者40年來,工作機會分佈的兩極化指標

不同世代的大學畢業生,教育報酬率差很多

「高希均批年輕人領22K賴政府不怪自己」《蘋果即時,2014/06/03》

「台灣沒有所謂的世代正義,像我們這樣的七、八年級生,只是上一世代的免洗筷」《報橘,2015/12/23》

「世代正義」是每每談論青年就業困境或勞動市場議題時的關鍵字。年長世代的人,將年輕人貼上「草莓族」標籤,直指其不願意吃苦、對工作沒有熱情,生活只想著「小確幸」;而年輕世代則以「時代不同了」作為反擊,認為年長世代乘著經濟起飛的浪頭,成就了現在的社會位置,年輕世代則面對惡化的勞動市場,就算有能力都難以找到好的工作。

以上年長世代及年輕世代的觀點,分別代表了社會學的「個人微觀」及「結構宏觀」的不同視角,年長世代強調個人的不利位置是因為個人條件不足所致,年輕世代就是一群「崩壞的世代」;年輕世代則認為環境變遷決定了年輕人的不利位置,是因為「世代的崩壞」造成它們的困境,兩者對立觀點造成世代之間難以對話。接下來我將提供一些實證分析的結果,討論勞動市場結構變遷對不同世代勞動者的影響,為年輕世代的不滿提供部分實證基礎。

過去針對青年就業的相關研究,多以年齡來界定青年勞動者的身分,將年滿15歲且30歲以下的勞動者視為青年勞動者,然而,年輕世代青年因教育擴張延長了留在學校的時間,降低了15歲到24歲的青年進入勞動市場的機會,採用年齡劃分可能會忽略世代之間人口教育組成差異。因此,在接下來的討論中,將青年就業的概念轉為勞動市場的新進勞動者,分析樣本為「人力資源調查」中,最高教育程度畢業後五年內的新進全職勞動者。

圖二呈現不同時間進入勞動市場的新進勞動者,他們的高等教育報酬,此圖顯示,在1978年到1982年進入勞動市場的新進勞動者,擁有大學學歷能夠為他們增加30%的薪資,但大學學歷的優勢隨著時間而下降,近年(2008-2012年)進入勞動市場的新進勞動者的高等教育報酬僅剩17%,下降了13%,高達近四成的降幅。轉換成具體薪資來看,2009年的「擴大就業方案」產生的定錨效果,讓大學畢業生的薪資集中在22K,若我們假定2008年到2012年進入勞動市場的大學生薪資為22K,則同期進入勞動市場的高中職畢業生薪資則為18,800 元(22,000/1.17);若進一步假定高中職畢業生的薪資相同,1978年到1982年進入勞動市場的大學畢業生薪資則約有24,400元,比2008年後進入勞動市場的大學畢業生高出2,400

圖二、高等教育報酬世代變遷

兩極化的工作機會變化,只有高教育程度勞動者受惠

過去解釋教育報酬變化的論述主要勞動市場的供需結構切入。高等教育擴張改變了勞動市場中的教育人力供給的結構,高教育勞動力供給大幅增加將導致高等教育報酬下降;科技發展帶來的產業升級,增加勞動市場對高教育勞動者的需求,因而促成高等教育報酬提升,這兩個相左的力量相互競逐的結果直接影響了高等教育報酬的變化。

然而,單純的供需視角,忽略了勞動市場的工作機會分佈的重要性。圖三是「教育報酬的機制」,它表達了兩個面向的資訊:

  • 不同教育程度勞動者從事好壞工作的機會,因教育擴張程度及科技發展速度而改變其分佈。例如高等教育擴張可能讓國中及國中以下教育程度的人,更集中在低薪/壞工作的區域;而大專以上教育程度的人擁有好壞工作機會的差異擴大。
  • 但市場中的好壞工作機會並非一半一半。當整體產業升級、高薪工作增加時,勞動者較容易在勞動市場中找到好工作,此時工作機會的虛線,往左偏移,也就是落入高薪/好工作的機會增加了;如果勞動市場條件惡化、壞工作充斥整個勞動市場時,會讓即使擁有高技術的勞動者都無法找到好的工作,此時虛線會往右偏移,落入低薪/壞工作的機會增加了。

因此,勞動市場的供需結構及工作機會分佈都是形塑勞動市場結構的重要因素,且對不同條件勞動者的教育報酬產生影響。

圖三、教育報酬的機制

高等教育擴張降低了高教育勞動者的教育報酬,但同時可減緩低技術勞動者的劣勢;再者,科技技術發展提升高技術勞動者的教育報酬,卻也讓低技術勞動者薪資降低,擴大了教育的薪資不平等。從工作機會分布的影響來看,無論是高薪工作或低薪工作增加,都對於低教育勞動者有負向衝擊,而且都只有提升高教育勞動者的教育報酬;就算是高薪工作機會增加帶來的好處,也只有高教育程度勞動者受惠。因為低教育勞動者要進入「好工作」仍有極高的門檻及限制,反倒是中間工作消失讓低階勞動者失去向上流動的管道,只能被迫留在低薪的工作,能夠從高薪工作機會增加的紅利中獲益的,是原本就佔有優勢的高教育勞動者

年輕世代勞動者面對的是工作機會惡化的世界

最後,我們可以透過這些分析結果部分理解何以年輕世代勞動者對於政府公告的平均薪資「高標」不滿?除了對勞動市場樣貌的描述工具(平均薪資)的反省之外,從工作機會來看,年輕世代勞動者面對的是高薪/好工作機會下降、低薪/壞工作機會增加的勞動市場;同時間科技技術發展速度,趕不上高等教育擴張的速度,讓他們即使接受高等教育,都無法為他們帶來更好的教育報酬,反而面對更大的競爭壓力。這個分析,部分說明了整體勞動市場結構變遷,確實對不同世代的勞動者提供不同的機會條件,期望以此數據提供「世代共好」的理解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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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相關的研究內容與方法,可以參考我的兩份著作:

  • 2016,〈臺灣產業轉型下的工作機會分布變遷:1978-2012〉,《臺灣社會學刊》,60:135-187。
  • 2017,〈高等教育報酬的世代差異:勞動市場結構轉型的影響〉,《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17(1): 87-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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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發表於巷仔口社會學

好工作不見了嗎?從工作機會變遷談青年就業困境

[Research] 研究與生活世界-3 台灣勞動市場工作機會分布變遷

這篇文是博士論文的第一部分宏觀層次分析,想要回答1978年到2012年,35年間台灣勞動市場工作機會如何變遷,是前景看好?逐漸惡化?或朝兩極化發展?又是哪些因素影響勞動市場工作機會變遷?

這篇研究不同於過去對於勞動市場變遷的描述,期望以工作為主軸取代個人層次的分析,並以分配變化取代平均數位移的視角,引進工作取徑與相對分配方法來建構並描繪勞動市場工作分布變化指標,也就是勞動市場中的好工作(高薪工作)與壞工作(低薪工作)的分布變化。

研究結果如下圖可見,兩極化總指標(MRP,見圓點)長期都落在0.1左右,表示工作機會長期以來都比1978年的工作機會分布更兩極化,有大約10%的工作機會往高薪及低薪兩端移動。但是,好壞工作的機會分布變化方向不一致,可能造成工作機會兩極化總指標的長期穩定的假象。工作機會兩極化上指標(URP)及下指標(LRP)能檢視兩極化的效果是來自高薪還是低薪工作機會的變化。整體來說,下指標(菱形)的起伏幅度較劇烈且係數都高於上指標(三角形),也就是說,低薪工作的工作機會比高薪工作的工作機會更容易產生變動,且低薪的工作機會長期以來都比高薪的工作機會增加的多。圖4以年度及年度平方估計工作機會分布兩極化指標的長期趨勢,發現低薪工作的工作機會(下指標)先略降而後升,而好工作的機會(上指標)則是略升而後降,總指標則相對穩定。但2006年之後,工作機會有往兩極化發展的趨勢,也就是好工作與壞工作同時增加。

 

再者,工作機會分布的變化,主要受到產業結構轉型影響,後工業化促使工作機會兩極化,勞動者大學畢業的人口比例越高且服務業的從業人口比例越高都讓工作機會趨於兩極化。再者,在製造業從業人口維持穩定的情況下,產業結構變遷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服務業的內部分化,高技術服務業提供了大量的高薪工作機會,使勞動市場進一步兩極分化。可見,服務業內部分化才是造成工作機會兩極化的主要原因。

因此,政府若意圖改善勞動市場惡化或勞動市場工作機會分布不均等問題,應該將視角轉移到服務業的內部分化效果,而不只將對勞動市場的關心停留在穩定製造業或扶植高科技產業發展,如此才能真正有效的達到穩定勞動市場的目的。

文章來源:張宜君,2016,〈臺灣產業轉型下的工作機會分布變遷:1978-2012〉,《臺灣社會學刊》,60:135-187。(TSSCI)

 

[公共服務] 同婚之後會怎樣?國際統計分析

這是年底同婚合法化公聽會過程中所寫的文章。

 

 

同婚之後會怎樣?國際數據的分析

張宜君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2012年12月尤美女委員在司法法制委員會召開了第一場同性婚姻公聽會,自此之後,台灣各地、加上今年的兩場公聽會,總計開了至少十場同性婚姻公聽會,但正、反方的意見仍舊分歧、難有交集。贊成方從基本人權、法治觀點等角度回應,始終無法有效說服反對方;而反對方的論述則基於宗教或傳統文化的家庭倫理堅守反對立場,認為一旦同性婚姻通過會影響社會倫理、性別教育、愛滋病傳播等社會問題。本文試著檢視反同性婚姻陣營的論述觀點,包含生育率下降、違反自然律的災難懲罰以及愛滋病蔓延的疑慮,並透過實證資料檢驗其觀點的合理性,提供社會大眾「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後,社會會變成甚麼樣子?」的圖像,來化解雙方的歧見。

同婚合法化的社會共識

王大維1等人(2016)整理分析了2014年尤美女委員所主持的公聽會反方立場之論述,包括病理化同性戀、認為同性婚姻將造成社會問題與道德淪喪、誇大缺乏社會共識、認為同性婚姻無助於公共利益、誇大同性與異性伴侶的差異、否認性與性別是一種主觀經驗、常態化與合理化異性戀偏見等。目前已有許多證據反對部分上述反同論述,包括同性戀已在1987年出版的精神醫學臨床診斷手冊去精神病化。

Cheng, Wu and Adamczyk (2016)2的研究說明了台灣社會對於同志的接納度自1995年到2012年大幅增加,主要效果來自於世代替代效果、教育程度提升、宗教影響力下降等;再者,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2012年、2015年調查結果顯示有超過五成的台灣民眾對於同性戀者應擁有合法婚姻關係持正向看法,且同意人數在兩次之間的調查是遞增的。具體的研究與數據顯示社會對於同性婚姻合法化及對同志的認同,絕非反對者口中的「缺乏社會共識」、「社會的偏態與不正常」。

同婚合法化並非先進國家的專利

本次公聽會有反同婚學者指出世界領頭羊國家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認為同性婚姻法制化會帶來社會動盪,提出採用專法取代修改民法。實際上,反對者忽略了從同性伴侶擁有伴侶權或民事締結權利到同性婚姻合法化,代表開放同性伴侶擁有民事締結的權利仍無法解決同性伴侶在法律上的不平等,最終仍需要承認同性婚姻權才能解決問題。從世界各國的經驗來看,僅有南非、阿根廷、美國三國直接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但同婚合法化並沒有因而造成該國社會動盪及生育率降低等危機(見表1)。

表1 南非、阿根廷及美國同婚通過後國家總生育率

反對同婚者循著全球發展程度的角度,指出通過同性婚姻的國家都是高度發展的國家,當國家發展至一定程度之後,人民才能夠「接受」同性婚姻合法化。但從表2來看,通過同性婚姻法案的國家並非都是反對方口中的「高度開發」國家,包括2006年接連通過同性伴侶擁有伴侶權及婚姻權的南非、2010年通過同性婚姻權的阿根廷、2013年通過法案的巴西和巴拉圭、2016年通過的哥倫比亞等國家,都稱不上是高度發展的國家,該年度的人均GDP甚至都遠低於台灣目前的人均GDP。因此,通過同性婚姻法案與國家發展程度並無對應關係,這些國家共同的特性為都是「民主」國家,尊重、並保障人民有不同婚姻選擇的機會,是一個民主政體的共同目標。

表2 通過同性伴侶擁有婚姻權或伴侶權之國家及其通過時間3

用跨國資料庫的實證資料可以檢視同志合法共組家庭權利之國家的發展,以回應對於同性婚姻合法將造成社會問題、影響性別態度甚至是疾病傳播等疑慮。本文分析的跨國長期資料庫橫跨五大洲、137國,時期則從1980至2013年。以隨機效果模型4,探討各國在通過同性共組家庭(包括民事締結或婚姻合法化)法案之後5,對其國家發展的影響,包括通過後隔一年的自然災害發生率及後果、死亡率、人民的平均餘命、HIV盛行率及代表性別態度的兩性權力分布平等化指標。從跨國數據了解同婚之後會怎樣?

生育率不會下降、人類不會滅絕

首先,反同陣線對於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第一個疑慮便是同性之間可以結婚將會降低生育率、使少子化現象惡化,進而導致人類滅絕。2014年馬政府執政時期,法務部報告內容指出,「同性婚姻恐衝擊現有婚姻制度,並擔心同性婚姻會造成少子化,衝擊我國人口存續。」6;守護家庭聯盟7及婦女同心會8都宣稱「同性婚姻不具自然生育的可能性,不利於台灣的家庭延續與人口發展」。以上反同立場從同性之間缺乏「自然」生育能力,進而推論少子女化的台灣社會在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後會降低該國生育率。為回應此疑慮,我們從全世界那些給予同性共組家庭合法地位的國家經驗來看,當同性擁有共組家庭的權利之後,該國的生育率及國民的生命表徵是否受到衝擊?從與生命延續相關的三個變數切入:生育率、死亡率及平均餘命來看,表3第一欄的分析結果顯示,反同團體憂慮的生育率下降之衝擊實際上並不存在,即讓不能「自然」生育的同志伴侶擁有相同的婚姻權並不會降低生育率,危及人類的存續。與其擔憂同性婚姻合法化對生育率造成的威脅,我們更應該關注不友善的職場環境及不平等的家庭性別分工等更有可能是降低異性戀家庭生育率的主因。

上帝並不會懲罰同婚的國度

第二,有些極端的宗教人士宣稱同性戀是罪,若讓同性婚姻合法將導致天譴,甚至將某些天然災害歸因於同性婚姻合法化。2016年一位義大利神父指稱義大利北方發生的地震是上帝對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懲罰9;美國的某位基督教領袖也公開宣稱,上帝會降下天災以懲罰同性婚姻及墮胎合法化。但實際上,表3第二欄的分析結果顯示,自然災害的發生及自然災害帶來的死亡與該國是否通過同性婚姻合法與否無關。雖然我們知道天災常以人禍的形式對人們的生命、財產產生威脅,但這是透過社會中既有的不平等分布、政治經濟等因素,造成人們不均等的受災風險及差異性的災後復原能力,因此,若社會的資源分布不因性別、性傾向而異,在此脈絡下反而有機會減少災難的不平等分布。

愛滋不會因此蔓延

第三,反同者最常用以反對同志,特別是男同志的觀點就是同性戀帶來愛滋病的傳播。守護家庭聯盟就直指男、男之間的性行為是感染愛滋病的大宗,因此,同性婚姻合法化將會鼓勵同性之間的性行為,進而造成愛滋病的擴散。然而,同性婚姻合法化與愛滋病感染率之間並不存在顯著關係,無論是男性或女性的愛滋病感染率都不因同性婚姻合法化與否而改變。因為,性行為與愛滋病之間的連結在於「不安全的性行為」而非「不同性別組成的性行為」。因此,在目前具有「性忠貞」要求的婚姻制度中,讓同性有機會進入婚姻來維繫穩定的關係,說不定反而有助於降低不安全性行為發生的可能性。

打造更友善的性別空間

最後,反對同婚合法者認為相較於異性戀婚姻具有生育下一代的社會功能,而同性婚姻不具有公共利益,可能造成性別教育的敗壞(雖然這種說法是一種滑坡謬誤)。實際上,跨國數據分析結果顯示給予同性擁有共組家庭的權利不僅不會影響社會的性別教育,反而可能有機會提升兩性/性別之間權力分布更平等。如果我們認為,性別教育的目的在於追求性別平等與相互尊重,也就是人們不會因為性別而受到不平等的對待或不同的生命機會,那麼同性婚姻合法化將有助於提升人們的性別意識,減少權力分布的性別差異。

因此,從各國的經驗來看,同性婚姻合法化不會為社會帶來不良的影響:不會減少生育率、不會造成人類滅絕、上帝不會降天譴、疾病不會因此大爆發;反而透過法令的執行,提倡尊重不同的性少數、性傾向的價值,提升人民對於不同性別、甚至是不同個體的尊重,減少了因為性別而異的差別待遇。所以,同性婚姻合法化更有可能成為帶動性別平等的新契機,政府應該領頭,帶著人民走向性別更平等的台灣社會。

謝誌:本文感謝中研院社會所林宗弘老師、鄭雁馨老師、周亞萱小姐、楊芷蘭小姐提供相關資料及文章書寫的建議。

本文附註:

  1. Wang, T.-W., Wu, Y.-H., and Shih, H.-Y. 2016. Themes of arguments against same-sex marriage in Taiwan: A discourse analysis. Poster presented at the 31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sychology, Yokohama, Japan.
  2. Yen-hsin Alice Cheng, Fen-Chieh Felice Wu, and Amy Adamczyk, 2016, “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 Homosexuality in Taiwan, 1995-2012”,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48(4), 317-349.
  3. 同性婚姻合法化國家在此僅顯示21國,不包括墨西哥及以色列,因為墨西哥僅限特定州或需透過法院訴訟,而以色列則僅承認其他國家締結的婚姻,而未承認本國的同性婚姻。承認民事締結或伴侶法的國家,約有16個國家,表2僅列部分國家,主要原因在於這些國家有明確的通過民事締結的相關法令時程。
  4. 控制變數包括國家政體、GDP及GINI係數。
  5. 此部分將同性婚姻合法化及伴侶權合併分析是受限於資料庫僅到2013年,且若要分析通過同性婚姻隔一年的國家發展狀態就僅能採計2012年通過同性婚姻法案的國家,此篩選過程將會有10個國家無法納入分析。但若僅分析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影響,分析結果大致上同樣顯示反同婚立場所擔憂的社會衝擊皆未達顯著效果。
  6. 自由時報,2014,〈同性婚姻恐造成少子化?段宜康打臉法務部〉。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1187032
  7. https://taiwanfamily.com/related-posts/artice02
  8. 自由時報,2016,〈反同婚合法婦團:台灣少子化嚴重沒條件〉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875674
  9. 義大利於2016年通過同性民事締結合法化法案。

相關新聞:BBC新聞中文網,2016,〈稱新西蘭地震與同性戀有關牧師言論惹眾怒〉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6/11/161117_new_zealand_preacher_earthquake_gay_controversy

 

文章的圖表請見巷仔口社會學:

 

同婚之後會怎樣?國際統計分析

[公共服務] 性別友善 從柯市政府做起

這是一篇2015/2/24刊登的投稿,嚴格來說是第二個公眾服務活動(第一個是伴侶盟開記者會的時候提供的統計分析說明)。當時各縣市政府還沒有提供同性伴侶擁有醫療決定權,而我們認為各縣市政府從雇主及行政單位兩個面向都可以提供員工及市民更性別友善的環境,以達到地方包圍中央,透過法令實行達到教育效果。近兩年後的現在,已有六個直轄市(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與高雄市)及新竹縣、彰化縣、宜蘭縣、嘉義市、嘉義縣等縣市已開放同性伴侶戶政註記,並此註記可用於簽署醫療手術同意書,但無婚姻相關保障。這是小小一步,現在(2017),我們有機會往前邁進更大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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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宜君、李瑞中

台北市長柯文哲日前關於未婚女性將造成社會不安的言論,除了廣為輿論所批評的單身歧視,更反映了我國社會與民法對於家庭及親屬關係想像的狹隘與偏頗。我們認為不是未婚造成了社會問題,而是特定社團將他們「定義」為社會問題。柯市長的發言忽略了未婚的人不必然缺乏如家人般相互支持的網絡,或可以依賴為其做重要決定(非血緣婚姻界定)的「親屬」,而是現今社會的敵意,造成他們在民法上「有家歸不得」的窘境。

過去幾年由「台灣伴侶權推動聯盟」推動的「多元成家」立法草案,擴展了以婚姻與血緣為基礎的「形式家庭」,轉而認可以共同生活為目的、相互扶持為實踐的「實質家庭」,不排斥任何主流價值以外的關係,如此開放的家庭想像才是得以解決這些「社會問題」的良方。雖然伴侶盟所提出的多元成家法案因部分立委及行政院的阻撓,遲遲未有進展,但這不代表縣市政府就束手無策。縣市首長事實上有很大的空間推動真正「友善性別、多元家庭」的政策。

市政府做為雇主,可以讓同性與異性的非婚伴侶及更多元家屬關係定義下的眷屬,都享有市府員工眷屬的權益。以筆者之一任教的美國紐約大學為例,學校本身即片面承認無需公權力認證的「伴侶關係」,只要以共同的房屋租約或銀行帳戶為互相扶植、共同生活的依據,即可被學校視為與配偶享有同等權利的親屬,而獲得與法定配偶相同的交通補助、學費津貼等福利。支持「友善性別、多元家庭」的縣市首長可以比照美國紐約大學,由市府片面承認伴侶權、同志婚姻,並發放等同於配偶的津貼給多元成家的家屬,擴大對市府員工眷屬的定義。

市政府做為行政機關,可以參考最近日本澀谷區區長所提出的認可同性伴侶關係的證明書,讓多元家屬得以在購屋及醫療等面向擁有配偶身分,且彼此成為關鍵決定的代理人,藉以保障實質眷屬的權益,並進而擴大為縣市政府對於多元家屬的制度認可,透過地方包圍中央,經由文化,改變法律對特定家庭關係的歧視。

不婚者的「社會問題」並非肇因於他們拒絕進入婚姻關係與挑戰刻板的家庭束縛,社會制度對於婚姻與親屬關係想像的狹隘,才是造成單身者被迫遺世獨立的淵藪。單身本身不是問題,請柯文哲等各縣市首長認真面對選前的承諾,打造一個對員工與市民「友善性別、多元成家」的職場與生活環境,解決單身所面臨的問題,而非將「單身」定義成問題。

(作者分別為台大社會系博士候選人、紐約大學阿布達比校區社會研究與公共政策學系副教授)

http://talk.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1240221

[UMICH]隨談-3

野心、資源、成為一個人

[前言] 密西根大學提供留學生很多加強語言的課程及活動,課程包括閱讀、寫作、調整發音或發表技巧等課程,但這些課程就不是我作為一個訪問學者可以參加的了。除了這些正規課程之外,學校也組織了一些小團體討論的活動—conversation circle。這裡有針對不同群體的conversation circle,有給訪問學者參加的、給大學生參加的、給研究生參加的等,我上學期就都分別報名了大學生跟研究生的conversation circle,也參加一個月一次的訪問學者的conversation circle。基本上,conversation circle會由一個美國人當作leader,可能是老師,也可能是學生,參加的學生或訪問學者可能是外籍學生人口比例的關係,大多是中國大陸的學生,但也有遇上來自俄羅斯、巴西、日本的研究生或學者。密西根大學以開課的方式組織conversation circle需要的leader,讓當地的學生以每週帶國際學生討論分享來練習英文,期末有成果發表等獲得學分,同時讓國際學生有更多機會練習英文。除了學生之外,也有教職員加入leader的行列,這部分應該就是志願形式。

上學期在大學部的conversation circle遇上了一群中國大陸的留學生,從他們彼此閒聊中聽到一些很不一樣的想法,做個紀錄。

1)經濟條件是基本要求。誠如前面所言,密西根大學昂貴的學費讓許多即使當地學生也會先念兩年的社區大學再轉學至密西根大學,以同時節省學費並獲得好文憑(一學期學費一萬美金),更不用說是國際學生了,學費是當地學生的兩倍,申請學校時要提供相當的財力證明。因此,在大學階段就來密西根(美國)念書的留學生,家境條件是第一篩選條件。從來美國念書的中國學生經驗來看,有部分留學生來自同一高中,該高中專門培養出國念書的學生,訓練課程除了中學必修之外,更包括語言與寫作能力等訓練,這些投資與培養更早就從高中階段開始。

2)高中畢業直接出國念書的大學生是很特殊的一群人,不只家境富裕,態度與價值觀也很不同。有一位中國大一學生提出的疑問是,他不擔心他在勞動市場中找不到好工作,他擔心的是他要如何好好利用大學這四年體驗所有的事情,賺錢需要的技能他會在研究所階段讀商或法律獲得,因此,他大學想以社會學作為主修,因為他想要學習不同的思考視野。另一位大四的學生,大學階段唸經濟,現在想要再念牙醫,因為她經歷大學生活之後,發現自己想要在醫院工作,牙醫則是相對可以擁有生活且高薪的醫院工作。這些學生對於學科之間的界線是非常模糊的,大學階段的學習已經不是為了找好工作,而是培養自己成為一個能夠思考的人,勞動市場需要的技能留到研究所再裝備,從容且自信。這些例子不單指中國學生,而是這些在高中才剛畢業出國留學的人是相對有野心、且活躍有彈性的人,他們的這些特質讓他們在美國的大學生活、甚至是社會中生存下來。

這些學生不只是家庭經濟狀況很好,自身條件也非常好–積極、對生活有想法,當我們的學生或政府還在擔心大學教育與勞動市場技能需求之間的落差,擔心大學畢業找不到工作的時候,這些人擔心的是要如何在大學階段發展成更好的人,而這些思考與能力讓他們對於學習、經歷的動機與能力更強。當台灣的學生在大學畢業之後想申請美國的研究所或博士班,又要如何和這些在大學階段就已經在美國念書的小留學生相比呢?文化資本就從這些細微的差異中顯現,除了金錢的差異之外,這是「你根本就不會這樣思考」,也不知道「可以」這樣思考及做決定的差異。

 

[Research] 研究與生活世界-2 手足的性別組成

回想自己的碩博士論文題目,都在難產的情況下,由生活世界的疑問中發起。才發現,對我來說,很多問題的啟端都來自於對於生活世界的疑問而來。

我的碩士論文做手足的性別組成對教育成就的影響。當時,我在書寫碩士論文的過程中,經歷非常大的挫折,研究題目被逼得更動,在短時間之內需要換題目並重新來過,在走投無路的某天,躺在床上,突然大學推甄時老師問的「家裡有三個女兒,爸爸會不會覺得遺憾?」這個問題讓我思考著,如果家中不是三個女兒而是有男孩時,父母親的態度與家庭資源分配會不會不同?而開啟我的碩士論文的討論。

在完成並修改碩士論文投稿時,論文不再是當時為了畢業的書寫而已,反而開始與我身旁的故事產生互動。母親的故事是這個故事的典型,母親家中有兩個最年幼的弟弟,兩個弟弟在國中階段都念當地的私立國中,而三個姊姊都念一般國中(當時有九年義務教育,必須念國中,大阿姨則是小學畢業就出去打工),且在國民義務教育之後就必須進入勞動市場。所以,我的兩個阿姨及媽媽都在年紀很小的時候進入工廠或餐廳工作、賺錢回家支持弟弟的教育需求,每月只領取零用錢;而兩個弟弟都有機會繼續升學,甚至可以念私立的專科學校。朋友A的媽媽,隱約知道她的同志身分,而認定她是「不會出嫁的女兒」,跟她說「我們要一起努力賺錢,買一間房子,不要讓別人不敢嫁給你弟弟」或買了房子會認為那是要留給弟弟娶媳婦用的等等。朋友B的媽媽則是資助哥哥們買房子、幫哥哥帶小孩、負擔小孩的費用都完全不要求回報,資助B買房的時候,卻認為B不願意幫哥哥的忙而認為他自私小氣,甚至還說B不搞清楚他可以買房子是靠父母的。

這幾個故事橫跨不同的世代,雖然經濟成長已經讓父母不需要透過教育資源的分配來保障兒子的生活機會,但是,在重要的資源分配時刻,重男輕女的文化價值仍從中發揮作用。這也回應了論文的發現:當整個社會氛圍或資源不再支持重男輕女的資源分配策略時,兩性之間的教育機會就會趨於平等。但是,後面還沒說完的是,的確,「教育」已經不再是需要透過資源分配才可以取得的資源,所以重男輕女的行為模式或傳統價值亦無需在此層面操作,而可能轉而在更細微「重要關鍵時刻」才會出現。就像我媽說的,重男輕女不會在日常生活中頻繁出現,而是在關鍵決定時刻展現。

在性別平等的道路上,還有許多需要繼續努力的地方。但也如同論文改寫最後所說的,我們期待在生育率降低而女性教育機會增加的情況下,兩性之間的差異與重男輕女的價值可以減少,最終或許可以因女性不再負擔主要的照顧責任,勞動市場更性別友善、家庭友善、生育友善,進而提升女性的生育意願,減緩超低生育率的困境。

[。寫手足與重男輕女。]

[Research] 研究與生活世界-1 災難研究921地震

16年了。

高三剛開學,還記得隔天要考歷史小考,書還讀不完就睏了。不知為什麼在地震之前醒來,眼睛張開卻看到牆上的小燈滅了,隨之而來的是長時間的搖晃。雖然長度及強度很不尋常,但歷經各種大小地震的台灣人是不會因此而嚇壞的,心想大概是花東地區的能量釋放吧。隔天早上要出門時遇上隔壁阿姨才得知,震央在南投,全台灣受創嚴重,去學校路途中的東星大樓也倒塌,全台灣停課一天。後來的幾個天、幾個月、幾年,每天經過倒塌的東星大樓,從期待找出生還者到拆樓、建樓。

從來沒有想過,我的博士生涯到現在會做了一系列與921地震相關的研究。一切都起因於一次的博士班學生聚會,那天遇上了剛從香港回來的林宗弘老師,正說著要做災難研究的計畫,而我正巧知道TEPS有問921相關的問項,聚會結束之後就順手將相關變數的描述統計寄給老師。2010年,正在找助理做量化分析的林宗弘老師就找上我而開啟了這一系列的討論。

我和林宗弘老師合作的部分,針對社會不平等與災難的討論。地震這一個看似天災、無法預期的災難,實際上卻發現,人在災難面前並非人人平等。也就是說,每個人受災的機會並不相同,有些人就是比其他人更容易在災難發生過程中受到傷害,也更難從災難中回復正常生活。社會既存的社會不平等同樣在災難發生時發揮作用,原本的弱勢群體及個人更容易因為災難影響生活,受災前的社會不平等樣貌,某程度決定了個人在災難中的狀態及未來恢復的情形。因此,當我們排除災前的不平等分布時,災難本身造成的負面影響有限,我們在災難中看到的不平等樣貌實則是既有社會不平的的延伸。

我們試著從不同的資料中拼湊這一個災難為台灣留下甚麼,整理數據過程中,一點一滴找出哪棟樓、哪座橋倒塌,有多少人在其中就再也出不來,數字背後是整個家庭及社會的動盪與重構。發現,災難決不是災難而已,誰較容易受災決定了災難的影響程度,讓人們擁有面對災難的能力,或許才是避免災難性後果的重要方針。

[圖片來源]趣遊碗–碗若新生

http://www.tripviewbowl.com/works_TVB005.html

[UMICH] 隨談-2

談一下我目前聽到的密西根大學的獎學金制度。博士班獎學金除了區分成TA(教學助理)及RA(研究助理)之外,助理還進一步區分25%的獎學金及50%的獎學金。百分比主要根據教授的經費而決定,但也決定了學生需要工作的時間,50%的獎學金每周需工作20小時,每月收入可達1800美金,除此之外,也不需要另外繳交學費(應該是)。教授收博士生除了要考量自身經費是否能支付學生生活所需之外,教授也可以要求學生自己去申請當教學助教的資格(需要通過英文檢定),讓學生以當助教支付自己的生活費。

每月收入1800美金,換算成台幣當然是非常高,都快要跟助理教授的薪水一樣了。從密西根的生活費來看,房租(one room in  2 bedroom apt)一個月大約600-650元,自己煮每個月花費300元以內,加上聚餐等其他花費,一個月大約1000-1100元。也就是說,密西根大學的博士生當50%的助理,扣除花費之外,每個月大約還可以存至少600元。這都是以單獨個人的支出計算,當然,如果有家人一起來,1800元就只能剛好夠用。

雖然,助理工作會花費博士生週間一半的工作時間,但此工作可以完全支付學生的學費及生活費,還可能可以存一筆小小的存款。也如上一篇文章說的,密西根大學的學費非常貴,如果博士生沒有申請上助理工作,基本上很難在這裡生存,除非家裡的資金支持非常雄厚。所以,獎學金及助理工作決定了博士生涯是否得以持續的關鍵,有能力拿到獎學金或助理工作的人,才有機會繼續念、畢業。所以,這裡(美國博士班應該都是這樣)的獎學金及助理工作都非常競爭,並非人人可得,拿不到助教工作或獎學金是要捲舖蓋回家的。

從獎學金分配的邏輯來看,台灣的獎助金及獎學金大致上採取人人都有的基本原則。以台大社會系為例,博士班助教工作一門課一個月8000元,若要達到可以維生的程度則必要當兩門課以上的助教,這樣的工作需求還是一個住在台北家中的博士生的生活條件,也就是說,外縣市需要租房的博士生則需要在助教工作之外另尋其他經濟收入來源。雖然系上表訂一門課的助教工作時間單周不超過6小時,但是實際上,助教除了跟課、討論、改作業之外,還有許多細瑣聯絡事宜,更不用說兩門課的助教工作要全心適應不同授課教師的習慣,單門課一周花上10小時是常有的事。兩門課的助教也幾乎等同於20小時的工作時間。

以台灣目前的獎助金制度與邏輯,博士生幾乎無法把博士班過程當成career、工作,而是學生加上打工仔的角色、是家中的依賴者。在這種追求人人都有,人人都餓不死吃不飽的資源分配邏輯,博士生其實反而很難從中積累並充分學習。

[LIFE] 持續任何形式的戰鬥

Island Park巧遇一群身著中世紀武士服的聚會活動,類似西洋劍劍道的規則。彼此間的戰鬥在一定的規則下進行,腳被攻擊過後就只能跪著單腳繼續進行決鬥。有規則、公開公平的決鬥,或許只有在遊戲中存在,現實生活常是潛規則決定,而現實生活中的我們,也只有不斷戰鬥,任何形式的戰鬥,才能夠繼續往下走,要以一種別人要攔也攔不住的氣勢與勇氣走下去。

[UMICH] 隨談 -1

密西根大學是美國中部(應該說是全美)數一數二的大學,台灣社會學界已經多年沒有人申請的上,據說上一個念密西根社會系畢業的台灣人,是在美國念了JD之後轉換跑道念社會學博士。至於我為什麼有機會到密西根大學做博士後,有機會可以寫寫申請的過程與經驗,此篇先初談我目前對這裡的一些小觀察。

(1)

密西根大學的學費非常貴,研究所一學期至少要兩萬美金,大學部的學費也非常昂貴。因此,前些年因為州內與州外名額分布問題而引發爭議,因為「作為一個公立大學,究竟應該保留更多就學機會給州民,還是提供更多名額給州外學生增加學校經費?」如果開放的過多的州外名額,將會造成密西根大學貴族化,無異於長春藤私立大學,而非公立大學的原意了。我想,光是這個問題能夠引起學生爭論,就可以說明,這是一個關注公平正義乃至於大學的意義的地方了。

(2)

如此頂尖的大學,不只是學生優秀,學校的硬體及資源也非常充沛。校內有九間大小圖書館,包括研究生圖書館、大學生圖書館、地圖圖書館、建築藝術工程圖書館等,其中大學生圖書館及建築藝術工程圖書館24小時營運。圖書館的功能與樣態也跟台灣的圖書館很不一樣,密西根大學的圖書館定位是「學生學習的地方」,所以圖書館是開放空間,學生可以在圖書館中吃東西、討論報告及打報告(有超多電腦及印表機),每個討論桌前都有大螢幕,可以至圖書館櫃台借連接線便可以投影報告檔案等。除此之外,還有很多不同功能的討論間,例如影音間、brainstorm room、還有協助學生參加會議的presentation room,特別值得一提的是,Presentation room裡有燈光及錄影設備,要參加會議的人可以在此練習,將發表過程錄影之後回去檢討。校內有更多career consulting的資源,包括寫履歷、面試的工作坊,讓不走學術往業界發展的學生有對外連結的管道與技能。我想,這學校真的用盡一切資源幫助學生並支持學生,如何在學習的過程中表現更好。對了,要讀書的人,可以在圖書館的自習室讀書。

這裡也提供外國學生充沛的支持系統,international center非常積極的辦各種活動讓國際學生、學者有彼此交流的機會,包括野餐、每月一次的coffee hour,且語言及寫作中心也提供許多寫作、討論及發音診斷諮詢等資源(主要是針對學生)。我也非常無恥的硬是報名參加了conversation group的活動,增加英語口說的機會。

初到這裡一個月,深感一個學校擁有的資源及如何使用資源對於學生有多大的助益,空間的分配與使用也深受到我們對於該空間功能的想像所影響。

雖然我知道台灣與美國資源的差異,也無意拿台灣的學校與密西根大學相比,但是,台大做為全台灣資源最多的大學,學校乃至於整個教育界如何看待學校的空間使用、學校的資源分配、學生應該如何被對待與培養,這些都足以借鏡。當我們的教育不願意在背後支持學生,卻又希望/要求學生有(國際)頂尖大學的成就時,要如何可能?這不是單靠個別老師或學生的努力可以達到的。

以此為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