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務]好工作不見了嗎?從工作機會變遷談青年就業困境

好工作不見了嗎?從工作機會變遷談青年就業困境

張宜君 / 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行政院院長賴清德及副院長施俊吉近期皆宣告,台灣勞動市場景氣回升、前景一片光榮,勞工平均薪資及實質總薪資都達近5萬元。然而,此數據一出,立刻引發民眾不滿,青年團體更發起「對不起,是我拉低了平均薪資!」的道歉活動,諷刺行政院公告的數據與現實的落差。大眾進而看到,以「平均」薪資來描述勞動市場現狀,將落入統計以「均質人」的概念來描述人類的生活,忽略人們之間異質性。媒體後續試圖以中位數的概念捕捉低薪者的樣貌,說明平均數與中位數差異擴大,表示高薪者對薪資平均數估計造成的偏誤程度。也有不少社會學、人口學及經濟學領域的學者,也將觀察的視角從平均薪資轉移至薪資的分配,關注個人或家戶長條件對薪資不平等的影響。然而,這些以個人薪資樣貌而建構出來的勞動市場描述,忽略了人要找到高薪/好工作的前提,必須是勞動市場中存在足夠多的好的工作機會

因此本文希望以「工作」取代個人薪資,建構工作機會分布指標來描述臺灣勞動市場變遷樣貌,發現台灣勞動市場工作機會分佈的長期變遷趨勢是「好工作機會變少了」,而此種變遷將對新進勞動者的教育報酬產生負面影響,最後進而探討現今青年所面對的勞動市場困境。

過去40年來,好工作不見了!

我以「人力資源調查」中全職勞動者為分析對象,建構了1978年到2012年的工作機會分佈兩極化指標。兩極化指標將介於1至-1之間,正值表示勞動市場工作機會往高薪及低薪兩個方向移動,中階的工作機會相對減少;負值則表示兩極化程度減少,工作機會往中階工作集中

圖一的兩極化總指標(見綠色圓點)長期都落在0.1左右,表示工作機會長期以來都比1978年的工作機會分佈更兩極化,有大約10%的工作機會往高薪及低薪兩端移動。

若我們進一步區分好工作的兩極化指標(工作機會兩極化上指標,紅色三角形)及壞工作的兩極化指標(下指標,藍色菱形)則可能看到不同的變化趨勢。整體來說,過去40年來的工作機會變化是:

  • 低薪的工作機會比高薪的工作機會,變動更厲害。
  • 高薪的工作機會,長期以來,都比低薪的工作機會減少的多
  • 近年的勞動市場工作機會,呈現「高薪工作機會漸少,但低薪工作機會增加」的惡化狀態。

圖一、整體全職勞動者40年來,工作機會分佈的兩極化指標

不同世代的大學畢業生,教育報酬率差很多

「高希均批年輕人領22K賴政府不怪自己」《蘋果即時,2014/06/03》

「台灣沒有所謂的世代正義,像我們這樣的七、八年級生,只是上一世代的免洗筷」《報橘,2015/12/23》

「世代正義」是每每談論青年就業困境或勞動市場議題時的關鍵字。年長世代的人,將年輕人貼上「草莓族」標籤,直指其不願意吃苦、對工作沒有熱情,生活只想著「小確幸」;而年輕世代則以「時代不同了」作為反擊,認為年長世代乘著經濟起飛的浪頭,成就了現在的社會位置,年輕世代則面對惡化的勞動市場,就算有能力都難以找到好的工作。

以上年長世代及年輕世代的觀點,分別代表了社會學的「個人微觀」及「結構宏觀」的不同視角,年長世代強調個人的不利位置是因為個人條件不足所致,年輕世代就是一群「崩壞的世代」;年輕世代則認為環境變遷決定了年輕人的不利位置,是因為「世代的崩壞」造成它們的困境,兩者對立觀點造成世代之間難以對話。接下來我將提供一些實證分析的結果,討論勞動市場結構變遷對不同世代勞動者的影響,為年輕世代的不滿提供部分實證基礎。

過去針對青年就業的相關研究,多以年齡來界定青年勞動者的身分,將年滿15歲且30歲以下的勞動者視為青年勞動者,然而,年輕世代青年因教育擴張延長了留在學校的時間,降低了15歲到24歲的青年進入勞動市場的機會,採用年齡劃分可能會忽略世代之間人口教育組成差異。因此,在接下來的討論中,將青年就業的概念轉為勞動市場的新進勞動者,分析樣本為「人力資源調查」中,最高教育程度畢業後五年內的新進全職勞動者。

圖二呈現不同時間進入勞動市場的新進勞動者,他們的高等教育報酬,此圖顯示,在1978年到1982年進入勞動市場的新進勞動者,擁有大學學歷能夠為他們增加30%的薪資,但大學學歷的優勢隨著時間而下降,近年(2008-2012年)進入勞動市場的新進勞動者的高等教育報酬僅剩17%,下降了13%,高達近四成的降幅。轉換成具體薪資來看,2009年的「擴大就業方案」產生的定錨效果,讓大學畢業生的薪資集中在22K,若我們假定2008年到2012年進入勞動市場的大學生薪資為22K,則同期進入勞動市場的高中職畢業生薪資則為18,800 元(22,000/1.17);若進一步假定高中職畢業生的薪資相同,1978年到1982年進入勞動市場的大學畢業生薪資則約有24,400元,比2008年後進入勞動市場的大學畢業生高出2,400

圖二、高等教育報酬世代變遷

兩極化的工作機會變化,只有高教育程度勞動者受惠

過去解釋教育報酬變化的論述主要勞動市場的供需結構切入。高等教育擴張改變了勞動市場中的教育人力供給的結構,高教育勞動力供給大幅增加將導致高等教育報酬下降;科技發展帶來的產業升級,增加勞動市場對高教育勞動者的需求,因而促成高等教育報酬提升,這兩個相左的力量相互競逐的結果直接影響了高等教育報酬的變化。

然而,單純的供需視角,忽略了勞動市場的工作機會分佈的重要性。圖三是「教育報酬的機制」,它表達了兩個面向的資訊:

  • 不同教育程度勞動者從事好壞工作的機會,因教育擴張程度及科技發展速度而改變其分佈。例如高等教育擴張可能讓國中及國中以下教育程度的人,更集中在低薪/壞工作的區域;而大專以上教育程度的人擁有好壞工作機會的差異擴大。
  • 但市場中的好壞工作機會並非一半一半。當整體產業升級、高薪工作增加時,勞動者較容易在勞動市場中找到好工作,此時工作機會的虛線,往左偏移,也就是落入高薪/好工作的機會增加了;如果勞動市場條件惡化、壞工作充斥整個勞動市場時,會讓即使擁有高技術的勞動者都無法找到好的工作,此時虛線會往右偏移,落入低薪/壞工作的機會增加了。

因此,勞動市場的供需結構及工作機會分佈都是形塑勞動市場結構的重要因素,且對不同條件勞動者的教育報酬產生影響。

圖三、教育報酬的機制

高等教育擴張降低了高教育勞動者的教育報酬,但同時可減緩低技術勞動者的劣勢;再者,科技技術發展提升高技術勞動者的教育報酬,卻也讓低技術勞動者薪資降低,擴大了教育的薪資不平等。從工作機會分布的影響來看,無論是高薪工作或低薪工作增加,都對於低教育勞動者有負向衝擊,而且都只有提升高教育勞動者的教育報酬;就算是高薪工作機會增加帶來的好處,也只有高教育程度勞動者受惠。因為低教育勞動者要進入「好工作」仍有極高的門檻及限制,反倒是中間工作消失讓低階勞動者失去向上流動的管道,只能被迫留在低薪的工作,能夠從高薪工作機會增加的紅利中獲益的,是原本就佔有優勢的高教育勞動者

年輕世代勞動者面對的是工作機會惡化的世界

最後,我們可以透過這些分析結果部分理解何以年輕世代勞動者對於政府公告的平均薪資「高標」不滿?除了對勞動市場樣貌的描述工具(平均薪資)的反省之外,從工作機會來看,年輕世代勞動者面對的是高薪/好工作機會下降、低薪/壞工作機會增加的勞動市場;同時間科技技術發展速度,趕不上高等教育擴張的速度,讓他們即使接受高等教育,都無法為他們帶來更好的教育報酬,反而面對更大的競爭壓力。這個分析,部分說明了整體勞動市場結構變遷,確實對不同世代的勞動者提供不同的機會條件,期望以此數據提供「世代共好」的理解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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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相關的研究內容與方法,可以參考我的兩份著作:

  • 2016,〈臺灣產業轉型下的工作機會分布變遷:1978-2012〉,《臺灣社會學刊》,60:135-187。
  • 2017,〈高等教育報酬的世代差異:勞動市場結構轉型的影響〉,《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17(1): 87-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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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發表於巷仔口社會學

好工作不見了嗎?從工作機會變遷談青年就業困境

[公共服務] 同婚之後會怎樣?國際統計分析

這是年底同婚合法化公聽會過程中所寫的文章。

 

 

同婚之後會怎樣?國際數據的分析

張宜君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2012年12月尤美女委員在司法法制委員會召開了第一場同性婚姻公聽會,自此之後,台灣各地、加上今年的兩場公聽會,總計開了至少十場同性婚姻公聽會,但正、反方的意見仍舊分歧、難有交集。贊成方從基本人權、法治觀點等角度回應,始終無法有效說服反對方;而反對方的論述則基於宗教或傳統文化的家庭倫理堅守反對立場,認為一旦同性婚姻通過會影響社會倫理、性別教育、愛滋病傳播等社會問題。本文試著檢視反同性婚姻陣營的論述觀點,包含生育率下降、違反自然律的災難懲罰以及愛滋病蔓延的疑慮,並透過實證資料檢驗其觀點的合理性,提供社會大眾「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後,社會會變成甚麼樣子?」的圖像,來化解雙方的歧見。

同婚合法化的社會共識

王大維1等人(2016)整理分析了2014年尤美女委員所主持的公聽會反方立場之論述,包括病理化同性戀、認為同性婚姻將造成社會問題與道德淪喪、誇大缺乏社會共識、認為同性婚姻無助於公共利益、誇大同性與異性伴侶的差異、否認性與性別是一種主觀經驗、常態化與合理化異性戀偏見等。目前已有許多證據反對部分上述反同論述,包括同性戀已在1987年出版的精神醫學臨床診斷手冊去精神病化。

Cheng, Wu and Adamczyk (2016)2的研究說明了台灣社會對於同志的接納度自1995年到2012年大幅增加,主要效果來自於世代替代效果、教育程度提升、宗教影響力下降等;再者,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2012年、2015年調查結果顯示有超過五成的台灣民眾對於同性戀者應擁有合法婚姻關係持正向看法,且同意人數在兩次之間的調查是遞增的。具體的研究與數據顯示社會對於同性婚姻合法化及對同志的認同,絕非反對者口中的「缺乏社會共識」、「社會的偏態與不正常」。

同婚合法化並非先進國家的專利

本次公聽會有反同婚學者指出世界領頭羊國家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認為同性婚姻法制化會帶來社會動盪,提出採用專法取代修改民法。實際上,反對者忽略了從同性伴侶擁有伴侶權或民事締結權利到同性婚姻合法化,代表開放同性伴侶擁有民事締結的權利仍無法解決同性伴侶在法律上的不平等,最終仍需要承認同性婚姻權才能解決問題。從世界各國的經驗來看,僅有南非、阿根廷、美國三國直接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但同婚合法化並沒有因而造成該國社會動盪及生育率降低等危機(見表1)。

表1 南非、阿根廷及美國同婚通過後國家總生育率

反對同婚者循著全球發展程度的角度,指出通過同性婚姻的國家都是高度發展的國家,當國家發展至一定程度之後,人民才能夠「接受」同性婚姻合法化。但從表2來看,通過同性婚姻法案的國家並非都是反對方口中的「高度開發」國家,包括2006年接連通過同性伴侶擁有伴侶權及婚姻權的南非、2010年通過同性婚姻權的阿根廷、2013年通過法案的巴西和巴拉圭、2016年通過的哥倫比亞等國家,都稱不上是高度發展的國家,該年度的人均GDP甚至都遠低於台灣目前的人均GDP。因此,通過同性婚姻法案與國家發展程度並無對應關係,這些國家共同的特性為都是「民主」國家,尊重、並保障人民有不同婚姻選擇的機會,是一個民主政體的共同目標。

表2 通過同性伴侶擁有婚姻權或伴侶權之國家及其通過時間3

用跨國資料庫的實證資料可以檢視同志合法共組家庭權利之國家的發展,以回應對於同性婚姻合法將造成社會問題、影響性別態度甚至是疾病傳播等疑慮。本文分析的跨國長期資料庫橫跨五大洲、137國,時期則從1980至2013年。以隨機效果模型4,探討各國在通過同性共組家庭(包括民事締結或婚姻合法化)法案之後5,對其國家發展的影響,包括通過後隔一年的自然災害發生率及後果、死亡率、人民的平均餘命、HIV盛行率及代表性別態度的兩性權力分布平等化指標。從跨國數據了解同婚之後會怎樣?

生育率不會下降、人類不會滅絕

首先,反同陣線對於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第一個疑慮便是同性之間可以結婚將會降低生育率、使少子化現象惡化,進而導致人類滅絕。2014年馬政府執政時期,法務部報告內容指出,「同性婚姻恐衝擊現有婚姻制度,並擔心同性婚姻會造成少子化,衝擊我國人口存續。」6;守護家庭聯盟7及婦女同心會8都宣稱「同性婚姻不具自然生育的可能性,不利於台灣的家庭延續與人口發展」。以上反同立場從同性之間缺乏「自然」生育能力,進而推論少子女化的台灣社會在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後會降低該國生育率。為回應此疑慮,我們從全世界那些給予同性共組家庭合法地位的國家經驗來看,當同性擁有共組家庭的權利之後,該國的生育率及國民的生命表徵是否受到衝擊?從與生命延續相關的三個變數切入:生育率、死亡率及平均餘命來看,表3第一欄的分析結果顯示,反同團體憂慮的生育率下降之衝擊實際上並不存在,即讓不能「自然」生育的同志伴侶擁有相同的婚姻權並不會降低生育率,危及人類的存續。與其擔憂同性婚姻合法化對生育率造成的威脅,我們更應該關注不友善的職場環境及不平等的家庭性別分工等更有可能是降低異性戀家庭生育率的主因。

上帝並不會懲罰同婚的國度

第二,有些極端的宗教人士宣稱同性戀是罪,若讓同性婚姻合法將導致天譴,甚至將某些天然災害歸因於同性婚姻合法化。2016年一位義大利神父指稱義大利北方發生的地震是上帝對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懲罰9;美國的某位基督教領袖也公開宣稱,上帝會降下天災以懲罰同性婚姻及墮胎合法化。但實際上,表3第二欄的分析結果顯示,自然災害的發生及自然災害帶來的死亡與該國是否通過同性婚姻合法與否無關。雖然我們知道天災常以人禍的形式對人們的生命、財產產生威脅,但這是透過社會中既有的不平等分布、政治經濟等因素,造成人們不均等的受災風險及差異性的災後復原能力,因此,若社會的資源分布不因性別、性傾向而異,在此脈絡下反而有機會減少災難的不平等分布。

愛滋不會因此蔓延

第三,反同者最常用以反對同志,特別是男同志的觀點就是同性戀帶來愛滋病的傳播。守護家庭聯盟就直指男、男之間的性行為是感染愛滋病的大宗,因此,同性婚姻合法化將會鼓勵同性之間的性行為,進而造成愛滋病的擴散。然而,同性婚姻合法化與愛滋病感染率之間並不存在顯著關係,無論是男性或女性的愛滋病感染率都不因同性婚姻合法化與否而改變。因為,性行為與愛滋病之間的連結在於「不安全的性行為」而非「不同性別組成的性行為」。因此,在目前具有「性忠貞」要求的婚姻制度中,讓同性有機會進入婚姻來維繫穩定的關係,說不定反而有助於降低不安全性行為發生的可能性。

打造更友善的性別空間

最後,反對同婚合法者認為相較於異性戀婚姻具有生育下一代的社會功能,而同性婚姻不具有公共利益,可能造成性別教育的敗壞(雖然這種說法是一種滑坡謬誤)。實際上,跨國數據分析結果顯示給予同性擁有共組家庭的權利不僅不會影響社會的性別教育,反而可能有機會提升兩性/性別之間權力分布更平等。如果我們認為,性別教育的目的在於追求性別平等與相互尊重,也就是人們不會因為性別而受到不平等的對待或不同的生命機會,那麼同性婚姻合法化將有助於提升人們的性別意識,減少權力分布的性別差異。

因此,從各國的經驗來看,同性婚姻合法化不會為社會帶來不良的影響:不會減少生育率、不會造成人類滅絕、上帝不會降天譴、疾病不會因此大爆發;反而透過法令的執行,提倡尊重不同的性少數、性傾向的價值,提升人民對於不同性別、甚至是不同個體的尊重,減少了因為性別而異的差別待遇。所以,同性婚姻合法化更有可能成為帶動性別平等的新契機,政府應該領頭,帶著人民走向性別更平等的台灣社會。

謝誌:本文感謝中研院社會所林宗弘老師、鄭雁馨老師、周亞萱小姐、楊芷蘭小姐提供相關資料及文章書寫的建議。

本文附註:

  1. Wang, T.-W., Wu, Y.-H., and Shih, H.-Y. 2016. Themes of arguments against same-sex marriage in Taiwan: A discourse analysis. Poster presented at the 31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sychology, Yokohama, Japan.
  2. Yen-hsin Alice Cheng, Fen-Chieh Felice Wu, and Amy Adamczyk, 2016, “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 Homosexuality in Taiwan, 1995-2012”,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48(4), 317-349.
  3. 同性婚姻合法化國家在此僅顯示21國,不包括墨西哥及以色列,因為墨西哥僅限特定州或需透過法院訴訟,而以色列則僅承認其他國家締結的婚姻,而未承認本國的同性婚姻。承認民事締結或伴侶法的國家,約有16個國家,表2僅列部分國家,主要原因在於這些國家有明確的通過民事締結的相關法令時程。
  4. 控制變數包括國家政體、GDP及GINI係數。
  5. 此部分將同性婚姻合法化及伴侶權合併分析是受限於資料庫僅到2013年,且若要分析通過同性婚姻隔一年的國家發展狀態就僅能採計2012年通過同性婚姻法案的國家,此篩選過程將會有10個國家無法納入分析。但若僅分析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影響,分析結果大致上同樣顯示反同婚立場所擔憂的社會衝擊皆未達顯著效果。
  6. 自由時報,2014,〈同性婚姻恐造成少子化?段宜康打臉法務部〉。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1187032
  7. https://taiwanfamily.com/related-posts/artice02
  8. 自由時報,2016,〈反同婚合法婦團:台灣少子化嚴重沒條件〉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875674
  9. 義大利於2016年通過同性民事締結合法化法案。

相關新聞:BBC新聞中文網,2016,〈稱新西蘭地震與同性戀有關牧師言論惹眾怒〉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6/11/161117_new_zealand_preacher_earthquake_gay_controversy

 

文章的圖表請見巷仔口社會學:

 

同婚之後會怎樣?國際統計分析

[公共服務] 性別友善 從柯市政府做起

這是一篇2015/2/24刊登的投稿,嚴格來說是第二個公眾服務活動(第一個是伴侶盟開記者會的時候提供的統計分析說明)。當時各縣市政府還沒有提供同性伴侶擁有醫療決定權,而我們認為各縣市政府從雇主及行政單位兩個面向都可以提供員工及市民更性別友善的環境,以達到地方包圍中央,透過法令實行達到教育效果。近兩年後的現在,已有六個直轄市(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與高雄市)及新竹縣、彰化縣、宜蘭縣、嘉義市、嘉義縣等縣市已開放同性伴侶戶政註記,並此註記可用於簽署醫療手術同意書,但無婚姻相關保障。這是小小一步,現在(2017),我們有機會往前邁進更大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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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宜君、李瑞中

台北市長柯文哲日前關於未婚女性將造成社會不安的言論,除了廣為輿論所批評的單身歧視,更反映了我國社會與民法對於家庭及親屬關係想像的狹隘與偏頗。我們認為不是未婚造成了社會問題,而是特定社團將他們「定義」為社會問題。柯市長的發言忽略了未婚的人不必然缺乏如家人般相互支持的網絡,或可以依賴為其做重要決定(非血緣婚姻界定)的「親屬」,而是現今社會的敵意,造成他們在民法上「有家歸不得」的窘境。

過去幾年由「台灣伴侶權推動聯盟」推動的「多元成家」立法草案,擴展了以婚姻與血緣為基礎的「形式家庭」,轉而認可以共同生活為目的、相互扶持為實踐的「實質家庭」,不排斥任何主流價值以外的關係,如此開放的家庭想像才是得以解決這些「社會問題」的良方。雖然伴侶盟所提出的多元成家法案因部分立委及行政院的阻撓,遲遲未有進展,但這不代表縣市政府就束手無策。縣市首長事實上有很大的空間推動真正「友善性別、多元家庭」的政策。

市政府做為雇主,可以讓同性與異性的非婚伴侶及更多元家屬關係定義下的眷屬,都享有市府員工眷屬的權益。以筆者之一任教的美國紐約大學為例,學校本身即片面承認無需公權力認證的「伴侶關係」,只要以共同的房屋租約或銀行帳戶為互相扶植、共同生活的依據,即可被學校視為與配偶享有同等權利的親屬,而獲得與法定配偶相同的交通補助、學費津貼等福利。支持「友善性別、多元家庭」的縣市首長可以比照美國紐約大學,由市府片面承認伴侶權、同志婚姻,並發放等同於配偶的津貼給多元成家的家屬,擴大對市府員工眷屬的定義。

市政府做為行政機關,可以參考最近日本澀谷區區長所提出的認可同性伴侶關係的證明書,讓多元家屬得以在購屋及醫療等面向擁有配偶身分,且彼此成為關鍵決定的代理人,藉以保障實質眷屬的權益,並進而擴大為縣市政府對於多元家屬的制度認可,透過地方包圍中央,經由文化,改變法律對特定家庭關係的歧視。

不婚者的「社會問題」並非肇因於他們拒絕進入婚姻關係與挑戰刻板的家庭束縛,社會制度對於婚姻與親屬關係想像的狹隘,才是造成單身者被迫遺世獨立的淵藪。單身本身不是問題,請柯文哲等各縣市首長認真面對選前的承諾,打造一個對員工與市民「友善性別、多元成家」的職場與生活環境,解決單身所面臨的問題,而非將「單身」定義成問題。

(作者分別為台大社會系博士候選人、紐約大學阿布達比校區社會研究與公共政策學系副教授)

http://talk.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1240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