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務]好工作不見了嗎?從工作機會變遷談青年就業困境

好工作不見了嗎?從工作機會變遷談青年就業困境

張宜君 / 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行政院院長賴清德及副院長施俊吉近期皆宣告,台灣勞動市場景氣回升、前景一片光榮,勞工平均薪資及實質總薪資都達近5萬元。然而,此數據一出,立刻引發民眾不滿,青年團體更發起「對不起,是我拉低了平均薪資!」的道歉活動,諷刺行政院公告的數據與現實的落差。大眾進而看到,以「平均」薪資來描述勞動市場現狀,將落入統計以「均質人」的概念來描述人類的生活,忽略人們之間異質性。媒體後續試圖以中位數的概念捕捉低薪者的樣貌,說明平均數與中位數差異擴大,表示高薪者對薪資平均數估計造成的偏誤程度。也有不少社會學、人口學及經濟學領域的學者,也將觀察的視角從平均薪資轉移至薪資的分配,關注個人或家戶長條件對薪資不平等的影響。然而,這些以個人薪資樣貌而建構出來的勞動市場描述,忽略了人要找到高薪/好工作的前提,必須是勞動市場中存在足夠多的好的工作機會

因此本文希望以「工作」取代個人薪資,建構工作機會分布指標來描述臺灣勞動市場變遷樣貌,發現台灣勞動市場工作機會分佈的長期變遷趨勢是「好工作機會變少了」,而此種變遷將對新進勞動者的教育報酬產生負面影響,最後進而探討現今青年所面對的勞動市場困境。

過去40年來,好工作不見了!

我以「人力資源調查」中全職勞動者為分析對象,建構了1978年到2012年的工作機會分佈兩極化指標。兩極化指標將介於1至-1之間,正值表示勞動市場工作機會往高薪及低薪兩個方向移動,中階的工作機會相對減少;負值則表示兩極化程度減少,工作機會往中階工作集中

圖一的兩極化總指標(見綠色圓點)長期都落在0.1左右,表示工作機會長期以來都比1978年的工作機會分佈更兩極化,有大約10%的工作機會往高薪及低薪兩端移動。

若我們進一步區分好工作的兩極化指標(工作機會兩極化上指標,紅色三角形)及壞工作的兩極化指標(下指標,藍色菱形)則可能看到不同的變化趨勢。整體來說,過去40年來的工作機會變化是:

  • 低薪的工作機會比高薪的工作機會,變動更厲害。
  • 高薪的工作機會,長期以來,都比低薪的工作機會減少的多
  • 近年的勞動市場工作機會,呈現「高薪工作機會漸少,但低薪工作機會增加」的惡化狀態。

圖一、整體全職勞動者40年來,工作機會分佈的兩極化指標

不同世代的大學畢業生,教育報酬率差很多

「高希均批年輕人領22K賴政府不怪自己」《蘋果即時,2014/06/03》

「台灣沒有所謂的世代正義,像我們這樣的七、八年級生,只是上一世代的免洗筷」《報橘,2015/12/23》

「世代正義」是每每談論青年就業困境或勞動市場議題時的關鍵字。年長世代的人,將年輕人貼上「草莓族」標籤,直指其不願意吃苦、對工作沒有熱情,生活只想著「小確幸」;而年輕世代則以「時代不同了」作為反擊,認為年長世代乘著經濟起飛的浪頭,成就了現在的社會位置,年輕世代則面對惡化的勞動市場,就算有能力都難以找到好的工作。

以上年長世代及年輕世代的觀點,分別代表了社會學的「個人微觀」及「結構宏觀」的不同視角,年長世代強調個人的不利位置是因為個人條件不足所致,年輕世代就是一群「崩壞的世代」;年輕世代則認為環境變遷決定了年輕人的不利位置,是因為「世代的崩壞」造成它們的困境,兩者對立觀點造成世代之間難以對話。接下來我將提供一些實證分析的結果,討論勞動市場結構變遷對不同世代勞動者的影響,為年輕世代的不滿提供部分實證基礎。

過去針對青年就業的相關研究,多以年齡來界定青年勞動者的身分,將年滿15歲且30歲以下的勞動者視為青年勞動者,然而,年輕世代青年因教育擴張延長了留在學校的時間,降低了15歲到24歲的青年進入勞動市場的機會,採用年齡劃分可能會忽略世代之間人口教育組成差異。因此,在接下來的討論中,將青年就業的概念轉為勞動市場的新進勞動者,分析樣本為「人力資源調查」中,最高教育程度畢業後五年內的新進全職勞動者。

圖二呈現不同時間進入勞動市場的新進勞動者,他們的高等教育報酬,此圖顯示,在1978年到1982年進入勞動市場的新進勞動者,擁有大學學歷能夠為他們增加30%的薪資,但大學學歷的優勢隨著時間而下降,近年(2008-2012年)進入勞動市場的新進勞動者的高等教育報酬僅剩17%,下降了13%,高達近四成的降幅。轉換成具體薪資來看,2009年的「擴大就業方案」產生的定錨效果,讓大學畢業生的薪資集中在22K,若我們假定2008年到2012年進入勞動市場的大學生薪資為22K,則同期進入勞動市場的高中職畢業生薪資則為18,800 元(22,000/1.17);若進一步假定高中職畢業生的薪資相同,1978年到1982年進入勞動市場的大學畢業生薪資則約有24,400元,比2008年後進入勞動市場的大學畢業生高出2,400

圖二、高等教育報酬世代變遷

兩極化的工作機會變化,只有高教育程度勞動者受惠

過去解釋教育報酬變化的論述主要勞動市場的供需結構切入。高等教育擴張改變了勞動市場中的教育人力供給的結構,高教育勞動力供給大幅增加將導致高等教育報酬下降;科技發展帶來的產業升級,增加勞動市場對高教育勞動者的需求,因而促成高等教育報酬提升,這兩個相左的力量相互競逐的結果直接影響了高等教育報酬的變化。

然而,單純的供需視角,忽略了勞動市場的工作機會分佈的重要性。圖三是「教育報酬的機制」,它表達了兩個面向的資訊:

  • 不同教育程度勞動者從事好壞工作的機會,因教育擴張程度及科技發展速度而改變其分佈。例如高等教育擴張可能讓國中及國中以下教育程度的人,更集中在低薪/壞工作的區域;而大專以上教育程度的人擁有好壞工作機會的差異擴大。
  • 但市場中的好壞工作機會並非一半一半。當整體產業升級、高薪工作增加時,勞動者較容易在勞動市場中找到好工作,此時工作機會的虛線,往左偏移,也就是落入高薪/好工作的機會增加了;如果勞動市場條件惡化、壞工作充斥整個勞動市場時,會讓即使擁有高技術的勞動者都無法找到好的工作,此時虛線會往右偏移,落入低薪/壞工作的機會增加了。

因此,勞動市場的供需結構及工作機會分佈都是形塑勞動市場結構的重要因素,且對不同條件勞動者的教育報酬產生影響。

圖三、教育報酬的機制

高等教育擴張降低了高教育勞動者的教育報酬,但同時可減緩低技術勞動者的劣勢;再者,科技技術發展提升高技術勞動者的教育報酬,卻也讓低技術勞動者薪資降低,擴大了教育的薪資不平等。從工作機會分布的影響來看,無論是高薪工作或低薪工作增加,都對於低教育勞動者有負向衝擊,而且都只有提升高教育勞動者的教育報酬;就算是高薪工作機會增加帶來的好處,也只有高教育程度勞動者受惠。因為低教育勞動者要進入「好工作」仍有極高的門檻及限制,反倒是中間工作消失讓低階勞動者失去向上流動的管道,只能被迫留在低薪的工作,能夠從高薪工作機會增加的紅利中獲益的,是原本就佔有優勢的高教育勞動者

年輕世代勞動者面對的是工作機會惡化的世界

最後,我們可以透過這些分析結果部分理解何以年輕世代勞動者對於政府公告的平均薪資「高標」不滿?除了對勞動市場樣貌的描述工具(平均薪資)的反省之外,從工作機會來看,年輕世代勞動者面對的是高薪/好工作機會下降、低薪/壞工作機會增加的勞動市場;同時間科技技術發展速度,趕不上高等教育擴張的速度,讓他們即使接受高等教育,都無法為他們帶來更好的教育報酬,反而面對更大的競爭壓力。這個分析,部分說明了整體勞動市場結構變遷,確實對不同世代的勞動者提供不同的機會條件,期望以此數據提供「世代共好」的理解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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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相關的研究內容與方法,可以參考我的兩份著作:

  • 2016,〈臺灣產業轉型下的工作機會分布變遷:1978-2012〉,《臺灣社會學刊》,60:135-187。
  • 2017,〈高等教育報酬的世代差異:勞動市場結構轉型的影響〉,《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17(1): 87-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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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發表於巷仔口社會學

好工作不見了嗎?從工作機會變遷談青年就業困境

[Research] 研究與生活世界-3 台灣勞動市場工作機會分布變遷

這篇文是博士論文的第一部分宏觀層次分析,想要回答1978年到2012年,35年間台灣勞動市場工作機會如何變遷,是前景看好?逐漸惡化?或朝兩極化發展?又是哪些因素影響勞動市場工作機會變遷?

這篇研究不同於過去對於勞動市場變遷的描述,期望以工作為主軸取代個人層次的分析,並以分配變化取代平均數位移的視角,引進工作取徑與相對分配方法來建構並描繪勞動市場工作分布變化指標,也就是勞動市場中的好工作(高薪工作)與壞工作(低薪工作)的分布變化。

研究結果如下圖可見,兩極化總指標(MRP,見圓點)長期都落在0.1左右,表示工作機會長期以來都比1978年的工作機會分布更兩極化,有大約10%的工作機會往高薪及低薪兩端移動。但是,好壞工作的機會分布變化方向不一致,可能造成工作機會兩極化總指標的長期穩定的假象。工作機會兩極化上指標(URP)及下指標(LRP)能檢視兩極化的效果是來自高薪還是低薪工作機會的變化。整體來說,下指標(菱形)的起伏幅度較劇烈且係數都高於上指標(三角形),也就是說,低薪工作的工作機會比高薪工作的工作機會更容易產生變動,且低薪的工作機會長期以來都比高薪的工作機會增加的多。圖4以年度及年度平方估計工作機會分布兩極化指標的長期趨勢,發現低薪工作的工作機會(下指標)先略降而後升,而好工作的機會(上指標)則是略升而後降,總指標則相對穩定。但2006年之後,工作機會有往兩極化發展的趨勢,也就是好工作與壞工作同時增加。

 

再者,工作機會分布的變化,主要受到產業結構轉型影響,後工業化促使工作機會兩極化,勞動者大學畢業的人口比例越高且服務業的從業人口比例越高都讓工作機會趨於兩極化。再者,在製造業從業人口維持穩定的情況下,產業結構變遷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服務業的內部分化,高技術服務業提供了大量的高薪工作機會,使勞動市場進一步兩極分化。可見,服務業內部分化才是造成工作機會兩極化的主要原因。

因此,政府若意圖改善勞動市場惡化或勞動市場工作機會分布不均等問題,應該將視角轉移到服務業的內部分化效果,而不只將對勞動市場的關心停留在穩定製造業或扶植高科技產業發展,如此才能真正有效的達到穩定勞動市場的目的。

文章來源:張宜君,2016,〈臺灣產業轉型下的工作機會分布變遷:1978-2012〉,《臺灣社會學刊》,60:135-187。(TSSCI)

 

[Research] 研究與生活世界-2 手足的性別組成

回想自己的碩博士論文題目,都在難產的情況下,由生活世界的疑問中發起。才發現,對我來說,很多問題的啟端都來自於對於生活世界的疑問而來。

我的碩士論文做手足的性別組成對教育成就的影響。當時,我在書寫碩士論文的過程中,經歷非常大的挫折,研究題目被逼得更動,在短時間之內需要換題目並重新來過,在走投無路的某天,躺在床上,突然大學推甄時老師問的「家裡有三個女兒,爸爸會不會覺得遺憾?」這個問題讓我思考著,如果家中不是三個女兒而是有男孩時,父母親的態度與家庭資源分配會不會不同?而開啟我的碩士論文的討論。

在完成並修改碩士論文投稿時,論文不再是當時為了畢業的書寫而已,反而開始與我身旁的故事產生互動。母親的故事是這個故事的典型,母親家中有兩個最年幼的弟弟,兩個弟弟在國中階段都念當地的私立國中,而三個姊姊都念一般國中(當時有九年義務教育,必須念國中,大阿姨則是小學畢業就出去打工),且在國民義務教育之後就必須進入勞動市場。所以,我的兩個阿姨及媽媽都在年紀很小的時候進入工廠或餐廳工作、賺錢回家支持弟弟的教育需求,每月只領取零用錢;而兩個弟弟都有機會繼續升學,甚至可以念私立的專科學校。朋友A的媽媽,隱約知道她的同志身分,而認定她是「不會出嫁的女兒」,跟她說「我們要一起努力賺錢,買一間房子,不要讓別人不敢嫁給你弟弟」或買了房子會認為那是要留給弟弟娶媳婦用的等等。朋友B的媽媽則是資助哥哥們買房子、幫哥哥帶小孩、負擔小孩的費用都完全不要求回報,資助B買房的時候,卻認為B不願意幫哥哥的忙而認為他自私小氣,甚至還說B不搞清楚他可以買房子是靠父母的。

這幾個故事橫跨不同的世代,雖然經濟成長已經讓父母不需要透過教育資源的分配來保障兒子的生活機會,但是,在重要的資源分配時刻,重男輕女的文化價值仍從中發揮作用。這也回應了論文的發現:當整個社會氛圍或資源不再支持重男輕女的資源分配策略時,兩性之間的教育機會就會趨於平等。但是,後面還沒說完的是,的確,「教育」已經不再是需要透過資源分配才可以取得的資源,所以重男輕女的行為模式或傳統價值亦無需在此層面操作,而可能轉而在更細微「重要關鍵時刻」才會出現。就像我媽說的,重男輕女不會在日常生活中頻繁出現,而是在關鍵決定時刻展現。

在性別平等的道路上,還有許多需要繼續努力的地方。但也如同論文改寫最後所說的,我們期待在生育率降低而女性教育機會增加的情況下,兩性之間的差異與重男輕女的價值可以減少,最終或許可以因女性不再負擔主要的照顧責任,勞動市場更性別友善、家庭友善、生育友善,進而提升女性的生育意願,減緩超低生育率的困境。

[。寫手足與重男輕女。]

[Research] 研究與生活世界-1 災難研究921地震

16年了。

高三剛開學,還記得隔天要考歷史小考,書還讀不完就睏了。不知為什麼在地震之前醒來,眼睛張開卻看到牆上的小燈滅了,隨之而來的是長時間的搖晃。雖然長度及強度很不尋常,但歷經各種大小地震的台灣人是不會因此而嚇壞的,心想大概是花東地區的能量釋放吧。隔天早上要出門時遇上隔壁阿姨才得知,震央在南投,全台灣受創嚴重,去學校路途中的東星大樓也倒塌,全台灣停課一天。後來的幾個天、幾個月、幾年,每天經過倒塌的東星大樓,從期待找出生還者到拆樓、建樓。

從來沒有想過,我的博士生涯到現在會做了一系列與921地震相關的研究。一切都起因於一次的博士班學生聚會,那天遇上了剛從香港回來的林宗弘老師,正說著要做災難研究的計畫,而我正巧知道TEPS有問921相關的問項,聚會結束之後就順手將相關變數的描述統計寄給老師。2010年,正在找助理做量化分析的林宗弘老師就找上我而開啟了這一系列的討論。

我和林宗弘老師合作的部分,針對社會不平等與災難的討論。地震這一個看似天災、無法預期的災難,實際上卻發現,人在災難面前並非人人平等。也就是說,每個人受災的機會並不相同,有些人就是比其他人更容易在災難發生過程中受到傷害,也更難從災難中回復正常生活。社會既存的社會不平等同樣在災難發生時發揮作用,原本的弱勢群體及個人更容易因為災難影響生活,受災前的社會不平等樣貌,某程度決定了個人在災難中的狀態及未來恢復的情形。因此,當我們排除災前的不平等分布時,災難本身造成的負面影響有限,我們在災難中看到的不平等樣貌實則是既有社會不平的的延伸。

我們試著從不同的資料中拼湊這一個災難為台灣留下甚麼,整理數據過程中,一點一滴找出哪棟樓、哪座橋倒塌,有多少人在其中就再也出不來,數字背後是整個家庭及社會的動盪與重構。發現,災難決不是災難而已,誰較容易受災決定了災難的影響程度,讓人們擁有面對災難的能力,或許才是避免災難性後果的重要方針。

[圖片來源]趣遊碗–碗若新生

http://www.tripviewbowl.com/works_TVB005.html